沪每年20万只流浪猫被宰杀

　　光启路148弄，被爱猫人士称为上海三大猫贩基地之一，在这个弄堂的一间民房内，屋内男主人已不知去向，仅有一位老人和一位小孩在家中看电视，他们旁边有几只被关在简易竹制笼中的雄猫，屋外还有几个被雪掩盖但仍依稀看见血迹的装猫笼子。

　　一位长期与猫贩子斗争的阿姨说，临近春节，猫贩子的活动会更加频繁，尤其在下雪天流浪猫更容易被捕捉时。

　　“流浪猫产业链”一直被媒体所关注，尤其2010年初，一部名为《三花》的纪录片，以极其感性的角度，通过纪实、血腥的镜头揭示出“流浪动物产业链”存在，这条产业链包括了捉猫、贩猫、运输、杀猫、猫皮和猫肉的终端市场等环节，并且产业链的所有环节都已接近专业化、组织化的程度。

　　“流浪猫产业链”规模究竟有多大，目前并没有一个准确统计数据，但上海市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张毅为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或许能从侧面反映出产业链的规模。“我和上海本地爱心人士曾多次组织营救即将被运走的流浪猫，每次截获下来的流浪猫有500至1000只，另外我私下也和一些猫贩子聊过，据他们说上海地区每天至少有一车流浪猫运往广东地区，而每车数量均在500只以上，全年不断，如此统计下来，上海每年至少有超过20万只流浪猫被贩卖、宰杀。”

　　面对这样的非官方数据，张毅和一些动保人士除了震惊，更表现出了对未来的担忧。“虽然身边随处可见的流浪猫目前并没有给社会、给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带去太大影响，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一只雌性的狗或猫每年可以生产十二至二十只幼犬或幼猫，流浪的狗或猫产崽的数量会更多，目前上海流浪猫数量又是极其庞大，有了这样的基数和增长的速度，在未来终会创造出一个庞大的群体而威胁到人类的正常生存，流浪猫的问题已经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了。

　　以上海地区流浪猫输出的保守数据，再延伸至流浪猫输出大省湖北、湖南、河南等地，这都说明流浪动物产业链发展多年，产业链已成熟并达到一定规模，即便存在灰色地带多年的产业链被曝光后，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和阻挠，但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流浪动物产业链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反而在这两年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绝育成为最快捷办法

　　一边是极少数护猫队的阿姨们采取暴力、“耍无赖方式”解救有限的流浪猫，这样的组织和个人正成为解救流浪猫的主要力量，一边是在有限的法律资源、高额的立法成本下，《反动物虐待法》的久孕不育无法为流浪猫问题的解决提供根本依据，多重矛盾下，使得拯救流浪猫的行动依然在曙光中徘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在所能做的仅仅是等待法律的出台。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国内没有肉猫养殖场，猫肉市场只能靠偷家猫和流浪猫来保证货源，现有的《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也必然不可能为其提供卫生检疫证，任何一只所谓的“肉猫”，不可能作为合法的农产品，完成贩猫、杀猫、猫肉销售的所有程序——除非是非法的，这也就意味着这条产业链是非法存在的，或许我们不必等到《反动物虐待法》的出台，有关部门就能从中斩断任何一个环节，迫使产业链中断就完成对流浪猫的自我救赎，但这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不在职责范围内业务无疑会导致行政与管理成本的增加，很难有部门愿意参与到执法当中。

　　也正因为如此，有效扼制流浪猫产业链规模的扩张很难从诸如杀猫、猫肉和猫皮销售这样的中间环节入手，其最直接的原因是目前还没有法律、法规提供依据，没有专门部门、机构来管理，更因为如此，在爱猫人士和猫贩子冲突时，猫贩子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请出示任何一条法律、法规证明我贩猫是非法的，或去找相关部门来查处我，否则不要纠缠我。”面对如此精准的结论，也导致许多阿姨情绪失控，不得不采取无赖、恫吓，甚至暴力的极端方式去面对猫贩子和政府相关部门，最终护猫行动落的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面对这样的情况，减少流浪猫来源成为越来越多的动保人士认为现行条件下下最直接操作的方向，给流浪猫做绝育手术就成为其中最为快速的方法。PAWPA(流浪伴侣动物保护会)的创始人谢燕就是其中的倡导者。

　　谢燕对本报记者说，流浪猫的二代繁衍、三代繁衍正成为流浪猫群体的主要构成者，这个源头的解决将最大程度缓解人和流浪猫之间的冲突，尽管政府现在没有给猫强制绝育的部门，但相对低廉的费用并不影响事情的可操作性。

　　香港是流浪猫绝育较为成功的地区，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是协助减少流浪猫的主要机构。香港爱护动物协会外展事物总监柳俊江说：“在香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流浪猫绝育计划，通过我们召集全港各区的志愿者，协助捕捉流浪猫绝育，再放回原居地。该计划已进行十年，约有二万九千只猫接受绝育。绝育计划使小区流浪猫透过自然死亡减少，解决人和动物间的冲突。我们亦正努力将计划推广到流浪狗身上。”

　　保护行动执行艰难

　　“为计划而计划成为我们给流浪猫做绝育手术的现状。”张毅艰难地说道。

　　上海小动物保护组织已成立八年，也是较早意识到通过绝育解决流浪猫增加问题的组织，然而八年来，他们总共才做了不到2000例流浪猫绝育手术，这样的成功也瞬间淹没在繁殖速度惊人的流浪猫群体中。“原因很多，其中最关键因素在于人”，张毅用了八年时间做总结。

　　张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流浪猫的绝育并不是随机的，必须集中资源，从人力、物力、财力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执行，要完成这一区域全部流浪猫的绝育手术，哪怕做了90%，也会在一段时间反弹回来。香港每年会动员庞大的兽医、义工队伍，以及兽医中心、流动绝育车，在某一区域集中义务为流浪猫狗进行绝育，最大程度抑制了该地区流浪猫的增长。

　　上海地区从没有组织类似大规模的活动，张毅认为虽然他的组织并没有足够能力支付这样行动的经费，也不会像香港爱护动物协会可以向政府申请类似项目从而获得经费和行政支持，但上海小动物保护组织成立以来，已积累了相当多的行业资源，沪上多家宠物医院承诺提供每月3到5只流浪猫绝育手术的公益帮助，现在紧缺的是人，毕竟捕猫的过程是通过人去完成的，还有送猫等工作也需要大量志愿者参与。上海小动物保护组织目前注册的会员有1000多位，“随时能叫过来参加活动的不超过10个，相比香港常态化的志愿者500多人，这些数据能反映的东西太多。”

　　除了志愿者，持不同公益理念的爱心人士之间的“碰撞”也成为该计划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关注流浪猫问题爱心人士散布在社会各个层次，一些退休或即将退休的阿姨是这个群体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她们依据自己的能力往往关心她们所能见到的猫，采取的救助方式往往是定点喂食，而这在具有专业畜牧知识的动保人士看来，这样的举动反而会间接推动了流浪猫的增加，并不能解决长远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批阿姨本应成为给流浪猫在社区做绝育手术最佳的志愿者，理念和个人情感因素的纠结使得她们难以有效的组织起来。

　　这种矛盾还表现在了组织的运作上，张毅成立小动物保护组织时，最初想走的是企业运作模式，但反对声音太多，大部分人认为公益组织就不能按企业运作，这部分人的担忧源于像上海小动物协会这个极具个人性的组织会使账目混乱，账目的不清晰会使公益组织失去公信力，也正因为如此张毅迫于舆论压力，协会并没有走像香港爱护动物协会那样的路线。这带来的影响是张毅一直在往协会贴钱，他已连续承担了协会8年来绝大部分的行政成本开销，而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协会基本无活动，信息也得不到及时公布，协会主页网站更无专人维护，协会前面积累的公信力已不断下降，公益疲劳成为协会面临的最大问题。

　　另一头的柳俊江告诉记者，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目前有全职员工200人左右，旗下有9所宠物医院，每年营业收入加上外界捐赠高达4000万，这笔钱有一半用在了员工的薪水开支上，其他费用已足够支撑一年的公益活动。

　　治理流浪动物源头难抑

　　无疑，解决流浪猫问题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香港早在1950年已经在法律中加入第167条“猫狗条例”，明文禁止食用猫狗肉以及宰杀猫狗。但在数十年前，和广东很多地区一样，香港同样有人吃猫肉狗肉，甚至在五十年代立法后，这种非法的饮食文化仍持续好一段时间。一位退休警司向柳俊江忆述他七十年代路过一些偏僻的乡郊地方，仍可以看见村民在秋冬吃着狗肉锅的情景，甚至看见警察或其他执法人员也不会回避，另外当时在九龙寨城亦曾看见过流浪狗只屠宰场，令他当时大为震惊。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香港市民对此等行为的容忍度逐步收紧，每发现有虐待、残杀、进食等不当行为，就会向爱护动物协会或警方举报，久而久之，有关的问题亦在八十年代消声匿迹。香港取得这一阶段性成果用了30年。

　　除了时间、法律等因素之外，柳俊江认为：“最重要一点，是社会人士减少遗弃宠物，问题自然减轻。”这两年流浪猫产业链日益扩张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市场需求的增加，只有终端市场的消亡才会使这条产业链最后终结，而终结这条产业链的相关利益者是社会上养宠物的每个家庭，无论是动物保护组织还是政府，起到的只是引导和辅助作用，真正意义上的源头在此。

　　谢燕创立PAWAP的最初动因就是植根于社区，通过她和这个组织编写的如何更好地养宠物宣传单去引导社区居民正确对待身边的伴侣动物。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也正和内地的地方组织合作，推出动物福利教育计划，印刷《动物保护》课本教材，并提供教学支持，现已免费派发给厦门35,000位中、小学生，从我们的下一代开始树立起人和宠物和谐相处之道。